今天在早上醒来在看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大概是我大学时候读的书,现在重新看,觉得内容有点水。但我很欣赏她书写的诚实和真诚,是她公开版本的个人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写的跟我的 dahan.io 差不多。对比最近我在看她的另一本《可能性的艺术》,是她关于比较政治学的专著。这本书极大的丰富了我看待政治的视角,让我感叹她的嬉笑怒骂放在专业领域上可以做的如此深入浅出。
上一篇写到我正在筹划香港之行的个人项目。我意识到刘瑜是一个很好的样板。《送你一颗子弹》是她在美国念博异乡观察美国社会,并且从个人视角出发的生活记录;而《可能性的艺术》则像是专业领域研究的结集。我意识到我去香港后想做的也是这两种书写:记录日常生活 vs 专业领域知识书写。
记录日常生活我写的很多,之前更多是以个人日记的形式,但是没有太考虑公共性。这次去香港,我想借助陌生的视角来进行更多个人视角的公共书写。从我的角度来观察香港社会的人文生活社会。最近已经开始做香港研究的功课了,看了一本《香港治与乱》;另外一边,专业领域的书写是我之前做得很少的。因为人类学是我跨领域开始学习的,自己半路出家接触总觉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我已经想好了,这次去香港要把我感兴趣的领域去做更深入的深耕,并且记录下这个学习的过程。包括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社群、工作的意义、自由职业、等等。
公共的书写,好一个公共书写。我原来还到处找自己有什么可以擅长发展的技能。阿坤一直说你写东西很棒啊,我还是不信。我今天重新的感受是:对于文科研究者,写作是最好的作品。持续写就行了。
我特别想摘录《送你一颗子弹》的后记,可能是整本书我现在读最想点头的:
“我记忆力很坏,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古诗,不记得sin、cos有什么用处或者根号5等于几,常常看电影看到快结束时突然想起来看过这个电影,号称某个人是自己的偶像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回忆对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 但好在我爱写。对于记录生活和世界,我有一种强迫症式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是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五官和表情。多年的书写,使“回忆”对我来说变得可能:重读以前的文字,发现自己原来还读过这本书,还认识那个人,还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沉没的世界重新浮现,我像捡到满大街的钱包一样捡回无数个过去的自己。 这次整理书稿时,我就有这种“捡到钱包”的惊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写两类文章。一类是政论时评,这类文章一般比较冷硬,没有什么情绪和色彩,确切地说是反情绪和反色彩。另一类则是生活随笔,这类文字比较个人,捕捉一些瞬间的感受,把这些花花绿绿的感受像萤火虫一样收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去。对于记忆力短路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这几年的生活很可能人去楼空,查无实据。但因为这些记录,我有了一个小小的个人历史博物馆。 要说历史博物馆有什么用,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供参观者指指点点,说,哦,原来那些人在那个时候是那样生活的。当然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对我个人有纪念意义。过去这些年,我的生活非常稀薄,没有多少人物、事件或催人泪下的经历。这很可能跟我生活在国外这件事有关,也可能跟我沉闷的性格有关,如果要上纲上线的话,还可能跟我身处的时代或者阶层有关。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不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一种方式。它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样说似乎很唯心,但经济学家说,一个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而效用永远是主观判断。所以我想,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和我一起响应苏格拉底先生的号召,去实践这样的人生态度: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在这本书里,被“审视”的东西杂七杂八,有街上的疯老头,有同宿舍的室友,有爱情、电影和书,大到制度,小到老鼠。由于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写一本书,所以不同文章往往风格迥异,长短不一,质量不均,随着社会形势、荷尔蒙周期以及我逃避生活的力度而起伏。这给编排此书带来一定难度,因为简直是把摇滚、民歌、歌剧编进一张CD。我一度不知道如何给它们分类。” 这些年里我通过网络和纸媒积聚了一批读者,其中很多给过我鼓励、安慰或批评,更多的只是默默的关注。在此我想感谢一下我的读者们,是他们的关注,让我在表达感受的同时,虚荣心还能得到一点满足,让我知道自己的焦虑狂躁抑郁妄想悲观或更多时候仅仅是面对无边无际沙漠时的惊恐,也可以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