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还没看完，但是发现“浙江村”的人居然跟当代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有很多莫名相似之处，浙江村人的行为和思考模式很是值得记录一下。看项飚写报告像看小说，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细节记录和对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内容生动，穿插着项飚在事实基础上的提问，引导人不停想去看细节之间的关系和背后的原因。

真实的问题总是由诸多再具体不过的细节构成，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它的各个细节是怎么搭配在一起。

那么这一过程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发生的呢？本书不从结构、角色、规则这些概念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的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描写在日常生活中，“关系”如何重叠成为一个社区。让我们回到事实本身，注重对过程的描写。

书还没看完，但是我已经发现浙江村人有几个特质很有意思，这篇权且做一点摘录笔记：

特质一：边缘/非正规的力量

我早早意识到温州人独立于体制之外（温州人民从来不向国家“等、靠、要”）和发展小规模、网络化的经济的经验。浙江村的形成是一个在国家之外，旧线（原来的社会关系）织新网（新的经营和社会空间）的过程。
”逃跑”也是温州模式的重要逻辑，温州模式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社会本身。
在国家权力还没有完全渗入农村社区的时候，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是采取对话甚至反抗策略的。不管是农村分田到户的政策，还是城市里的集贸市场政策，都不是浙江村人迈出它们第一步的原因。他们总是走在政策变化的前头。文革成为温州人流动经历中的一个分水岭。文革的混乱使他们能比过去更好的“逃避”，摆脱国家的全面管制，居于国家之外而编织自己的网络，成为“浙江村”发展的基础。

边缘意味着充分调动自主积极性，体制的复杂，对体制外的浙江村人却意味着诸多缝隙。如何驳斥精英主义，社会自主性，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创新。

特质二：关于关系丛/需要不停建构的关系

浙江村是一个广泛交互的关系丛，而不是一个实体，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构。

系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是不同关系的结合。不能仅把“系”理解为不同关系的重叠，而应该是不同关系的“互动”。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互动过程，正是本书的基本线索。
系是靠具体的人组织起来的。我们不能说甲和乙是一个系的，只能说他们同处在“某一个人的”系中。这样因人定系，就必然导致系系交叉，成为总体结构生成的重要基础。系同时也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单位，是他们形成社会意识的基础。
系是人们构造的产物。

浙江村是个大工厂，又是个大公司，村里人相应分为生产者与营销者两部分。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拉着一张辐射网。大多数网线只是一种信息储备，具有充分的弹性和余地。人们时刻根据对方的生产或营销情况，选择某一笔交易的伙伴。
登堂入室和代销，使人们形成新的合作关系，新的合作关系又引发了人们的“流动链“的变化。

特质三：流动的、混杂、一切都在建构之中的

流动人口跨越了行政边界，在新的地方建立自己扎根的地域化的新空间，一方面是人、钱、信息的跨区域流动，另一方面是有形的在地社区的成长。

社区的封闭性越来越弱，根越来越浅，变动越来越剧烈、频繁，乃是大势所趋。没有哪个研究对象可以让你用静态的眼光、相对孤立地来看它。现代运行的逻辑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沉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运用习得的知识和策略进行的“建构”。
从“结构”到“建构”，显示的不仅是社会的变化，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方式的变化。
社会绝不是一个一览无余的平面，它蕴含着无数的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化，这些可能是很难用理论进行推导的。

特质四：永远是在利用外部环境

浙江村人做服装，并不是因为它们在流出地有这样的行业传统。而是认为服装市场大才来北京”投资“这个行业。技术不够，关系来凑。人们通过系内的合作解决了生手进入服装业的种种困难。
“开始来的时候是自己会做什么做什么，后来什么好卖，你不会做也要学起来做。”加工上这一提升，为它们今后在北京更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 来北京进布料的时候我就想，北京来来去去的人这么多，布料也多，在这里肯定赚钱。我向一个在摊上卖衣服的打听谁管这个事儿。然后自己跑到宣武区工商局问“
” 他们自己虽然也是做服装的，但做的是国家的生意，和我们不一样，根本不关心市场上流行什么。86、87年我们主要是攻商场经理。只要攻得下来，就有钱赚“

我特别认同流动的关系，不同关系的互动是日常行为的基础，需要不停建构的自己小世界，和浙江村人什么都依靠自己，从来不受外界政策约束反而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来经营的各种行为和理念，跟当下常年流动和游牧的年轻人面临的现实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浙江村人从来不把流动当成一个障碍，他们主动追求流动和变化，在此之上建构起自己的世界，我觉得很多行为对年轻人都是有启发的。

等把全书看完再来梳理。